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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蔡诗东先生逝世十周年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2009-08-11文章来源:

纪念蔡诗东

 

   蔡诗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蔡先生去世后不久,由他生前同事、朋友以及等离子体研究会下属的有关研究单位捐赠的、以蔡诗东的名字命名的一项个人奖励基金“蔡诗东等离子体物理奖”于1998年设立,在这里我们将这个基金8年来的奖励情况介绍给大家,作为对蔡先生的纪念。

   蔡先生去世后,他的同事学生曾将怀念文章结集成册《怀念蔡诗东》,由于条件的限制,这本小册子印数不多,现在我们将其中一部分文章载入物理所网站的《物理所的回忆》栏目中,寄托我们的思念,也希望更多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蔡诗东先生,从他平凡的事迹中获取精神财富。

 

 

 痛失恩师

李尧亭

 

敬爱的业师蔡诗东院士于1996年6月20 日不幸英年早逝。作为他最后一个博士生我感到非同一般的悲痛和伤感,这不仅因为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学业上的导师,而且也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我和爱人与恩师夫妇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当我还在北京大学作硕士研究生时就已经认识了先师,我的另一位导师濮祖荫教授曾多次谈到蔡先生在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造诣,并深为钦佩。记得第一次会面是1989年秋,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朴素的穿着、简短而清楚的话语以及丰富的物理知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学者。

1992年我成为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以后的几年里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治学风范、为人品格是我做人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在这里举几例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以示不忘记恩师教诲之情。

第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刻的是先生的治学态度。那是在1994年,我给一个杂志送交了一篇他已审阅过的回顾文章,有一天编辑告诉我文章己被接受,但某些注释需要注的更清楚一些才好,几天后我送去了修改后的文章,我想这一下差不多了。但事情远非如此,几天后,先生告诉我也许有些注释错了,需要拿回来重新修改,我按他的要求作了,当然并没有发现重要错误,又重新送回编辑部。紧接着下一个星期他又对我说文中的某些描述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应当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这样我又再一次修改文章,加入更深入的解释,然后送出了第三份手稿。就这样当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已是七次修改过的版本。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多年的相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问题,他也从来不会让它出现在文章中,无论是自己发表文章或与他人合作。他常跟我们这些年青人说“工作中做错了,可以重新做,但发表了的东西,白纸黑字是无法更改的,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从那以后我投送文章总是仔细了再仔细。

第二件事能说明先生谦虚为人的品格。称某人为先生是对他的敬重和对学术上的承认,这当然不是指通常意义下社交场合中的先生之称。在物理所有很多人称先师为先生。记得那是我成为他的学生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我交给他一份传真随口说道“先生,这是你的传真”。他看了我一下说“你叫我什么?”我说“先生”。他立刻变得非常生气。我想一定是什么错了,但我不知道,我就这样不解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后来,我逐渐才知道他不喜欢学生们称他为“先生”,而宁愿叫他“老师”。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想先生崇尚这一格言,他把学生看成儿子一样,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得意于与他的导师T. Stix教授的师生之情,就我所知这么多年来T. Stix先生不仅关怀着他的学业,同时也很关心他的生活。蔡先生如他的导师一样不仅关心年青人的科研工作,同时也很关怀我们的生活,几年来他和夫人也多次到我家过问我们的生活状况,询问孩子的成长,令我和妻子不尽感激,同时也深受鼓舞。

当然,先生对学生们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他要求学生们保持严谨、勤奋的工作精神。在学术上,他给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学术空间,我经常听到他问“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如果没有兴趣就不要勉强自己”。他并不是给你指定一个课题,然后不管你感觉如何也要作下去。通常,他给年青人很宽的学术空间,无论是当学生和后来工作后与他的合作我都感到很愉快,很多学生都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先生和学生有非常良好的关系,这不仅因为教授学业的缘故,也是师生之情浓厚。在先师生前,无论是在欧洲、美国或国内的学生经常和他保持着联系,和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我们非常的感谢他,我们也都非常的怀念他。

在先生去世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愈发怀念他,他的声音容貌也每每出现在我眼前,无论是他的爱国热情、为人风范,还是他对事业的挚爱,都激励着我去作更多的事情以慰恩师在天之灵。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正象他墓碑上刻的那样,“毕生致力于中国等离子体物理事业”。

 

 


悼念我的老师—蔡诗东先生

徐柏玉

 

   蔡诗东老师去世十多天了,我依然不能完全接受这一悲哀的事实,冥冥中,总觉得老师正忙碌于工作,时而仿佛他正匆匆走在上下班的路上。

   1985年秋的一天,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当时政协会上蔡诗东委员的发言,他关于立足国内培养科技人才的主张,给我的印象很深。加之我当时对等离子体物理一无所知,在那年推荐研究生时,我就报了新萄京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希望能师从蔡诗东教授。1987年秋,我终于成为蔡老师的一名学生。毕业后留在课题组里继续跟蔡老师工作。1995年,作为合作,我被蔡老师推荐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万没料到,深秋一别,竟成永诀。我再没能见到老师生前一眼,听到老师一言。

   在物理所的八年间,蔡老师给我的各方面帮助无以数计。他的治学之风,为人之品格,我永难忘怀。

   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他常说,工作要认真,学生首先应训练独立工作能力,不能急于出文章,似是而非的结果一定不要发表。对我们的每一件工作,他都不厌其烦地验算、检查,直至无一漏误。他鼓励大家做前沿课题,提倡学术交流。课题组经费不充裕,但他还是建议我们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国内学术会议。他常邀请国内外同行来讲学,也常被邀请出去合作及讲学。

然而老师自己一直十分节俭。记得1991年去福州参加等离子体物理研讨会,为让他休息好些,我给他买了张软卧车票,他很不高兴,觉得浪费科研经费,又不方便与大家一起讨论。在福州,会务组安排他住单人间,但他坚持不肯。

老师热爱工作常胜于爱护身体,这也许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夏,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在长沙举办研讨会。会后,会务组组织观光休整,蔡老师急于回所工作,放弃了观光,但当时买不到合适的车票,最后他冒着酷暑,坐了23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长沙赶回北京。

   老师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明达世事却苛守节操,不喜交际。有时为社会的一些不公而抑郁,也为科技界青黄不接而忧心。他很清楚人情世故的重要,也曾几次说,希望我们多学些社会学,学会融入社会,别象他这样固执。但我从没见他为自己,为孩子谋划。

老师是个十分谦逊的人。他从不许我们尊称他“先生”。他从不提及1973年他回国的经历,但我们深知,放弃一切优裕条件,需要多么强烈的爱国心和勇气。老师学识渊博,创树极多,但从未听他历数那些属于他的那些成就。老师对各种嘉奖都不大在意,记得有一年谈及此事,他笑道:“今年最开心的是被人民大学评为‘五好家庭’”。

   老师又是个十分热心的人。他一直想把课题组搞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每值春秋,他都要组织大家去郊游。到了元旦,他就请大家到他家中聚会。因为他在学术方面很严格,我们这些学生有些惧怕。实际上,他是一个言语十分风趣的老师。我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多么悲伤!

   老师健在的日子里,我对他的一切,觉得习惯成自然。老师去了,我才发觉许多宝贵的东西也随之而去。生为劳役,死为休息,只是他如此早逝,遗下许多未尽的事业。我依旧不能完全觉得他已去了。我无法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怀念,愿他能感知。我也无法写尽老师那些令人尊敬、令人为之逝而扼腕的人格。斯人已远,音容犹在心中。唯愿老师在天之灵,保佑他所热爱的中国等离子体事业,他所热爱的祖国!

蔡老师安息!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

 



“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

          —缅怀好友诗东

李银安

 

   蔡诗东于1973年回国后便在我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完所)等离子体实验室理论组做研究工作。虽然那时我们经常见面,但彼此了解很少。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是在1984年他担任等离子体学术小组组长,我任学术小组秘书之后,由于工作关系,彼此接触的机会多了,交谈也多了,相互间逐渐熟悉起来,彼此谈话也变得随便了。记得有一次我向他提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的问题,他毫无思索地答道,他在美国期间了解到我国正全面进行建设,搞建设就需要建设人才,为了对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就这样回来了。我听了之后,一方面为他的这种爱国热情所感动,产生了敬重的心情,另方面又感到这似乎是一般性的回答,心里多少有些疑问:真是如此吗?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他回国后如果只管自己做研究写文章,这样固然对自己有好处,但这无异于在国外做研究,回国不回国对我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国家并无多大贡献。他又感慨地说,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要想把我国的等离子体研究水平提高,在国际上能有一席之地,必需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共同努力才行,诗东这样地想,以后也确实这样地做了。

   他先在他们组里组织学术讨论会,由大家分头准备,定期报告,一起讨论。后来又在研究室内组织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些努力,他们组和整个研究室的学术气氛都活跃起来。他在组里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研究课题,组织合作,相互帮助。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组的整体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自己亲自带研究生,又兼任一些大学的名誉教授,到那里去讲学,并和一些大学的教师进行合作研究,帮助他们提高研究水平。有的大学还提出了请他代培研究生的要求,他欣然同意了。诗东为此付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之所以为此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地去做,正是为了我国有更多的高水平的等离子体理论工作者,为了尽快提高我国整体的等离子体理论研究水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人才断层现家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加之年青人出国热的不断升级,诗东越来越感到在我国培养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的迫切性,他提出了“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的想法。有一次他和我谈起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位旅美华人等离子体理论物理学家建议在我所成立等离子体理论物理研究中心,以培养我国年轻的等离子体理论研究人才,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诗东对此深感遗憾,我便向他建议,我说,我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把那些愿意在一起合作研究,愿意培养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在一起,并建议将搞等离子体实验的单位也包括进来。诗东认为这一建议很好,符合他的想法。此后他便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项志遴教授联系,商讨此事,项老师对此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后来又得到了上海复旦大学陆全康教授和福州大学物理系卞伯达教授的支持,就这样,四个单位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诗东建议将这个学术团体定名为等离子体研究会(英文名称为Association for Plasma Studies,简称APS。不久,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提出,这一简称易与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s society的简称APS相混,建议冠以“中国”两字以便区别两者,故此后便将等离子体研究会改为现在的名称,即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Plasma Studies of China,简称APSC),这一学术组织很快得到了我所和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的支持和批准。诗东出任研究会主席。等离子体研究会以培养我国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为主要宗旨,并把诗东的目标——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明确地写入等离子体研究会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下,在我所领导和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等离子体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国际性的学术报告会。诗东以他在国内外的影响,邀请了国内外有名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到会讲课或做学术报告。记得等离子体研究会成立那年(1985年),在中国科大举办了等离子体研究会第一届暑期等离子体物理讲习班,他从美国请了一些著名的等离子体理论物理学家前来讲课(他们中有的是自费前来的),到讲习班听讲的有许多年轻人,大家感到受益匪浅,收获很大。以后在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报告会结束之后,诗东总是尽可能特意安排一次年轻人的学术讨论会,他总是亲自参加,给予指导,加以鼓励。诗东还以等离子体研究会的名义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活动。由于他的有力领导,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成员之间的科研合作不断加强,成员单位数目逐渐增加,现在已有21个成员单位,它们是中国科学院和核工业部的研究所及一些高等院校。还有一些单位正在酝酿申请加入。

   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王淦昌教授对诗东的“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的理想和目标表示十分赞赏。记得1986年在我所举办的等离子体研究会第一届学术报告会上,王老在讲话中指出,我国需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科学家,等离子体研究会以培养我国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为己任,以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为目标,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1991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诗东美国物理学会高级会员(APS Fellow)的证书中也肯定了他推动和发展了中国等离子体研究的功绩。

   诗东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等离子体理论物理学家,他更是一位爱国者,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推动和发展祖国的等离子体研究事业,致力于培养祖国的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了他毕业的精力,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现在,诗东永远离别了我们,我们在怀念他,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的同仁们在怀念他,他的这种为发展祖国等离子体研究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我们相信,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一定能深深地扎下等离子体研究之根,一定能开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诗东,我的好友,安息吧,你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怀念蔡诗东——我的同事、老师和朋友

陈雁萍

 

   我与蔡诗东共事二十三年。我从一个等离子体物理的门外汉到今天成为等离子体领域的专门研究人员是与他的帮助分不开的,他是我没有老师名义的老师。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共坐在一个办公室内,除了讨论学术问题以外,我们也经常像朋友一样谈论一些大事小事国事家事,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怎样使等离子体基础研究在中国扎根。我除了与他合作研究以外,为了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我也常帮助他处理一些组里日常事务,并答应他只要工作需要,我会一直给他当助手的,谁知他却突然离我们而去了。每当我走进办公室,看见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的一摞文献和信件,似乎他只是去外地出差或短期出国访问了。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他那熟悉的身影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桌旁,一起讨论等离子体的各种有趣问题,讨论该去哪里演讲以吸引有志的青年人来壮大我们的行列,可是现在这只能是一场梦了。在他住院时,我曾几次想与他讨论一下组里下一步的工作,可是看他病得那么重,只好欲言又止,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操心费神,原想等他恢复键康后再谈,谁知他竟一病不起。今后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了。回想他的崇高的爱国热诚,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使我感慨万千。

   一九七三年中美刚刚开始交往,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入了另册。许多人因为有海外关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蔡诗东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毅然决定离美回国。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冬,偕同夫人曹俊喜回到了祖国,来到了新萄京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那是一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知识分子不仅无用武之地,还不时成为文痞们的靶子。身处是非之地的蔡诗东,任劳任怨地和我们一起参加各种学习会、批判会,默默无闻地虚度着宝贵的青春。当时物资十分馈乏,生活必需品一律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真担心他能否坚持下去。但每次去他家,他和夫人总是热情相待,谈笑风生,从没听他说过“困难”二字。唯一使他内心自责和内疚的是不能看望和侍奉远在台湾的年迈的双亲,尽一点孝道,反而让二老为自己担惊受怕。

   “四人帮”打倒后,蔡诗东和我们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等离子体理论组除蔡诗东和个别人外,都是从其它领域转到等离子体理论来的。自蔡诗东任组长后,在组内组织了定期的学术活动,要求大家轮流作报告,边学习边工作,他带头在组内讲授。开始时,大家对此种形式不太习惯。因为每个人做的具体课题都不一样,对别人的研究工作很不熟悉。一次学术活动下来,只听懂了一小部分,觉得很不合算。但蔡诗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拓宽知识面,活跃学术思想,只要持之以恒,必能有所收获,因此强调学术活动人人必须参加。在学术活动中,他鼓励大家多多提问。他自己也耐心听讲,提出很多问题,启发报告人深入思考,弄清物理图像。经过半年、一年的实践,学术活动越来越活跃。大家的视野开阔了,逐渐尝到了甜头。为了便于国际交流,他组织大家在组内用英语做报告。他还利用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多朋友的有利条件,请他们到国内来讲学和合作研究,并送人去国外进修或亲自带领组内人员去国外进行半年到一年的访问研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全组人员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物理所等离子体理论组终于成为国内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并活跃在国际等离子体物理的一些前沿领域。一九八四年以来,我们组在所内曾有六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他对学生的培养是既放手又严格,他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和严谨的科研作风。他要求学生向他提问前必须先谈他自己的想法。他从不先给学生指定一个具体课题,而是让学生去查阅文献,经过反复对比思考,提出自己可以从事的有意义的课题,使学生从选题直到解决问题这一全过程得到全面的训练。为了实现他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在中国扎根的愿望,他不仅努力培养本组的科研力量,还关心和支持国内其他单位,特别是高校等离体物理人力的培养。他和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有时还对一些刚进入等离子体研究的教师,从科研选题、演算推导和基金申请进行具体的指导。为了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等离子体科研教学力量组织起来互相交流学习,一九八五年在他和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项志遴教授的共同倡导下,成立了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他被推举为主席。十多年来,研究会定期举办国际和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由于蔡诗东在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理论、特别是高能分量等离子体物理、回旋动力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敬。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从不愿意别人去宣传他。有很多次,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要对他采访报导,他都婉言谢绝了。所内有关部门曾多次动员他去申请自然科学奖,但他认为奖励应由同行根据工作成就推荐而不应由自己申请,因此他一直未去申请任何奖项。

   在生活上,他非常俭朴,从不摆架子。所里发的工作服,大家都认为不好看,不愿穿,他却把它作为外衣穿了好几年。到外地出差,他总和大家一起坐硬卧,从不独自坐软卧或飞机。有一次在长沙开会,他有事要先回北京,会务组给他买了一张卧铺票。谁知上车时才发现车票是假的,他只能坐着硬座回到了北京,但仍按他的惯例,没有休息,第二天就去所里上班了。他自己如此节俭,但却慷慨解囊资助穷困学生上学。对组员也很关心,逢年过节他都要把全组人请到他家里去聚餐。当一位组员的亲人得了重病,他给以特别的关照。几年来,此病人的病情得以稳定,并不断做出很有成效的科研工作。

   近几年来,他身体一直不太好,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去医院看病,可是他总说没时间。在他去世前一、二个月,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上三层楼都累得直喘气。可是他仍然坚持来上班。五月二十八日,他拖着病体来所与从美国来访的陈骝教授讨论工作,在陈骝教授等人的一再催促下,他才于次日去卫生所看病,谁知检查结果竟已是肝癌晚期。住院仅三个星期就匆匆离我们而去。走得那么突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我知道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理想和抱负还没有实现。由于国内科研条件还不尽人意,他的学生多已先后出国。他相信只要国内大气候有所改善,他的弟子们会像他一样回来报效祖国的。但他没有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带着遗憾走了。

   他去世的噩耗传开,大家既震惊又惋惜。我更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朋友、好老师,但他的精神将始终激励我们为我国的等离子体研究事业继续奋斗。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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